神學辭典：702 護教學
702 護教學
hùjiàoxué
APOLOGETICS
參閱： 385385 神學 430430 基本神學 387387 神學方法
(一)概念說明：
護教學apologetics一詞來自希臘文動詞apologeisthai (出於自衛地說)，即為自己或別人辯護來解釋本身行為的理由；與希臘文名詞apologia (法庭上的辯護演說)，如由柏拉圖(Plato, 427-347)予以傳揚的，蘇格拉底(Socrates, 469-399)有名的辯護，證明自己的意見、學說、動機與信念正確，以對抗否定他們的人。
護教學一般來說即是：有關護衛、辯明、解釋或證明基督宗教的神學科目。在這個意義上，護教學可視為基本神學「辯護的一方」，想在世俗科學、哲學、本土文化或非基督宗教反對、誤解、缺乏興趣的情況下，負責作對「外」的媒介。
(二)護教學在整個神學界的地位：
「向外回答對基督宗教的反對及解說」。要避免兩種危險：
1)護教學離開神學的範圍，因此失掉其自身的豐富、力量及影響別人思想的說服力，而變成一種為反對而反對的、失於情緒化的論調。
2)護教學可能採取典型的純辯態度與策略，如匆促作結，論証只與意識型態、形式主義有關，無覺於社會、歷史情勢的細微差異及內在變化。
護教學可能傾向消極自衛，不了解反對立場亦有其歷史確証的地方。或可能把屬於某一時代的問題太絕對化，彷彿基督宗教永遠屬於那已過去的時代。不能否認，在中國文化及宗教的環境中，護教學經常難免產生這兩種危險。如果護教學走得太極端，對在中國建立一個本地化又有活力的基督宗教團體有相當大的負面影響。
(三)護教學和歷史可分為六個階段：
新約中的護教學：新約主要是講耶穌生活、言語及行動的故事，並為人生活中的信仰、崇拜與實際行動勾畫出故事的影響。表面上，福音、書信、宗徒大事錄與默示錄像是對已信的基督徒而說。新約作者沒有與不信的人或搖擺不定的信者爭論為何人要做基督徒。但仔細研究新約，會發現相當多的間接証據，証明年輕的教會以護教姿態面對猶太教、非基督宗教思想，以及在基督徒團體中發生的偏激傾向。新約以相信耶穌的復活為教會存在最重要的理由；因此復活信仰，廣布於整個新約之中，居獨特的重要地位，為希望的根本來源一事上，明顯可見。伯前三15以確切、動人的方式撮要說明了新約的護教面：「若有人詢問你們心中所懷希望的理由，你們要時常準備答覆。」這最希望的理由就是耶穌的復活。
教父時代的護教學：從第二到第六世紀，護教學是神學中很有生氣的一科。基督宗教盛行，成為國教，成為官方認可的宗教，這是獲得驚人成就的一個階段。教父們不怎麼強調耶穌的奇跡、復活、及他本人的品德，而比較喜歡由福音在信者思想、心靈上的影響來論証。從第三世紀起，像在安瑟伯(Eusebius of Caesarea, 約265-339)、底奧篤雷(Theodoret of Cyrrhus, 約393-466)、與奧斯定(Augustine, 354-430)的思想中，護教學逐漸變成基督宗教與柏拉圖主義(參 300300 柏拉圖主義)間各種形式的批判性交談。領導的護教者幾乎是一致贊成要整合聖經信仰與正統文化。但這整合不會走向極端嗎？這段期間，柏拉圖主義者與一些強調個人主義的基督徒都有危險，太強調自我得救和過於凝想來世，難於表達聖經中的入世團體生活及改善世界之要求。中國基督宗教有太多地方要由教父時代護教者的經驗中來學習：來整合中國文化與聖經信仰是肯定的，但不能付出軟化聖經有力要求的代價。
中古時代的護教學：從第六世紀到十一世紀，歐洲的文化正處於從拉丁文化到日耳曼文化的轉變中，社會狀況也非常不穩定，以致神學沒有真正建立成一門學問的機緣。十一世紀起，天主教會的思想及生活與西方政治、文化生活緊緊相連，以致很少機會與其他宗教信仰作成功的交流。在學術上面對其他宗教信仰最出色的作品是聖多瑪斯(Thomas Aquinas, 約1225-1274)的《反異教論》。這時代的護教學大體上說是基督宗教內在的護教學，即他非常詳細的發揮信仰與理智的互動關係。聖多瑪斯與聖文德(Bonaventura, 約1217-1274)的中庸之道也給今日護教神學家提供許多靈感與可供參考之處。
十六世紀到十八世紀的護教學：護教學的主要問題，就是向外證明基督宗教自身的可信性；這在十六世紀幾乎是不需要的事，因為兩個辯論對立集團(天主教與基督教)都是基督徒。然而，十七世紀科學心態伴隨人文主義及當時興起的理性主義(參 398398 理性主義)，攫住了日益增多的人心。除了理性主義外，還有基督徒團體間的競爭，及心胸狹窄的敵意甚至包括宗教戰爭，對基督宗教懷疑與冷漠的跡象日增。在此外在的對立下，基督教與天主教也有某程度的合作：共同努力維護(即作辯護)一般宗教信仰的重要性，並指出基督宗教特殊之卓越價值。十八世紀啟蒙運動(參 474474 啟蒙運動)，訴諸實際和科學，尤其歷史，來証明他們的理論，其威力更直接打擊基督宗教的立場。護教學因此日益集中注意、指出科學性的歷史証據，寧可少靠高深的形上論証。
十八世紀末及十九世紀的護教學：
1)康德(I. Kant 1724-1804)由其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的二元論，為十九世紀早期大部份的護教學，尤其是基督教界，設立了哲學的框架。許多人隨著他的提示認為，信仰當植根於良心的呼聲與道德責任的意義上(此觀念與中國人心有善意之終極準則的信念相當接近)。然而，在浪漫主義復興(士萊馬赫F. Schleiermacher, 1768-1834為代表)的環境裡，思想家因更深地注意人的感覺把康德理性化的道德主義而緩和，把康德的個人主義因對團體更深的意識而降低，把康德的形式主義因對歷史實存的更深興趣而減輕。可是，丹麥哲學家齊克果(S. Kierkegaard, 1813-1855)，強烈抨擊基督教護教學的這些形式，控告他們沖淡了基督宗教的精華。
2)天主教護教學則顯出兩種傾向：a)比較前進的護教學思想家(參 430430 基本神學)嘗試與十九世紀的哲學主流展開認真的交談。b)比較傳統的天主教護教神學，如巴爾梅斯(J.L. Balmes, 1810-1848)、貝洛內(G. Perrone, 1794-1876)及梵一大公會議(1869-1870)抗拒康德的評論，繼續堅持天主存在的可証性與歷史的可靠性(DS 3009，3033)。但像紐曼(J.H. Newman, 1801-1890)卻極審慎、精密地表達宗教認識論(《信服之常規的幫助》1870)。在其《辯護》一書中，紐曼為其護教學發展出更完備的天主教向度。許多這段時期的天主教思想家，如巴爾梅斯、德昌斯(V.A. Dechamps, 1810-1883)不耐煩冗長、瑣細的歷史証據，把信仰的合理性的証據建基於當前事實上：即教會在當前的顯明標誌。(可參考梵一，DS 3012，3013)。
廿世紀的護教學：在思想日益多元的氛圍中，加上聖經研究顯著的進步，受到空前精微之認識論、解釋學挑戰，且受命與非基督宗教交談，護教學日趨走向基本神學的積極功能。這方面有太多神學家，無法一一列名。梵二大公會議(1962-1965)文獻，尤其是《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1965)，是以更完整更有建設性的方式走向「世界」的現代護教學之明顯範例。「護教學」一詞因此已經不常用。
(四)今日護教學的急迫問題是：今日護教學如何幫助許多實際上已遠離其基督宗教傳統的基督徒，使其重新發現基督宗教的意義與關鍵性？何處是護教學的出發點或基礎？於此多元的現代世界中，護教學幾乎不可能找到一個客觀、中立的立足點來開始它的辯護工作。護教學與系統神學間的確切關係是什麼？護教學與各基督宗教派別間的交談如何連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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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寒松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