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辭典：412 教會史
412 教會史
jiàohuì shǐ
CHURCH, HISTORY OF THE; CHURCH HISTORY
參閱： 665665 歷史 411411 教會 425425 教會學
44044 天主教會 436436 基督宗教 269269 宗教史 456456 救恩史
(一)概念說明：
教會史history of the church記載的主題是教會的過去；基督宗教是個歷史中的啟示宗教，創始於歷史人物，天主而人，耶穌基督的救援工程；此宗教不僅有其歷史，且其整個自我瞭解也具有歷史性；換言之，為了瞭解本身的基本要素，此宗教須將其注意力擺在歷史上。「教會史」指出：基督宗教的存在永遠建基於其起源與其過去。
(二)教會史的特性：
(1) 教會史的使命與方法取決於對教會有何觀點，和教會在世界史與救恩史中要發揮什麼功能。教會的特質在新約中不是以超時間的抽象概念表達出的，而是以類比的隱喻(參 683683 隱喻)來表達(如天主的子民、羊群、新以色列等)。這些類比的及較動態的表達方式，容許教會在時代變遷下自我瞭解，而且此自我了解在歷史中有其發展與改變的可能。
(2) 神學上用「基督的身體」(格前一24)的概念來形容教會。聖奧斯定(Augustine,354-430)用此概念來形容教會的生命與成長；他將教會定義為基督生命的延續。莫勒(J.A. Moehler, 1796-1838)更進一步發揮了奧斯定的概念，而提出基督在其教會內不斷降生的說法。天主的救援行動本質上是超歷史的，但因與人有關係，因而最初幾世紀教會在某些觀點上所發生的衝突，正顯示了其歷史是千真萬確追求真理的故事。在教會中人性的弱點常扭曲了基督的形象，此時便需改革，以合乎基督的要求；因此，改革也是教會的本質。每當教會內部有不忠於天主的召叫，或是教會機構內發生嚴重混亂時，一些觀察家常高唱：教會已墮落了，基本上已背離了基督，而倡議重回初期教會的情況，以為如此依樣畫葫蘆便可恢復教會的清純。這種說法都缺乏真正的歷史感，因而不但不可能實現，且相反了教會特質：天主願教會向一切人開放，對任何時代和文化開放，而不能只向某一時期或某一文化認同。真正的改革意謂回顧基督，以祂為教會的基本模式，而完成基督在當年與對當代的救援使命。信友可學習初期教會把基督生活出來，因此每個時代都具有將此理想重新表達的使命。
(3) 教會史身為科學學科的功能：從上述可知，教會概念隱含了教會史的功能；教會史必須檢視歷史中教會的基本內容，並且評量其是否與起源時相合。其實，單靠系統神學無法完全描繪教會的特質，只有在整個歷史的背景下，在末世主光榮來臨時，教會的特質才會完全彰顯出來。
(三)任務與方法：
(1) 教會史的任務與方法也取決於教會的概念和特質。既然教會史家研究的是既有形又無形的教會，是歷史的對象又是信仰的對象，因此應從歷史性及神學性來思考教會史內容。以歷史的科學而言，教會史當然須不斷仰仗嚴格的科學調查法來研究事實，所以教會史家須記得：處理事實時要保持尊重的態度，因為只有根據事實並客觀的發表結果，才能公正地呈顯教會的光榮和神聖性；誇大其詞、竄改事實都是極拙劣的護教行為。
(2) 教會史家研究時須透視事實，以便在多變的、暫時的歷史中把握教會的不變本質。由於教會是個信仰的奧蹟，因而必須從信仰的角度才能真正瞭解教會。不信的史家無法把握或表達教會深奧的現象。又由於教會史是救恩史的一部分，所以必須把教會史當作歷史神學的整體來看。教會史家不能用系統神學方式來研究教會史，而須從人們的實際生活開始，由外而內，由下而上的研究，如此才能幫助教會更瞭解自已、並自我革新。
(四)教會史的編纂：
(1) 教會形態的改變和自我瞭解都按教會史的記載方式反映出來。第一部有基督徒獨特觀點的歷史是新約聖經，以救恩史的觀點來解釋宇宙的歷史。初期教會因重視「宗徒傳承」而形成了正典，從宗徒團體中的主教名單和強調宗徒繼承都可看出當時已意識到教會史的重要性，編年史家如西波呂都斯(Hippolytus, 約+235)，安瑟伯(Eusebius of Caesarea, 約265-339)等都已將基督宗教放在整個宇宙的觀點上。「教會史之父」安瑟伯是第一個將基督宗教年代與世界史、羅馬皇帝史合編在一起的。對瞭解教會史影響最大的是聖奧斯定的《天主之城》，他的特點是用基督徒的觀點來看政府。525年狄奧尼修(Dionysius Exiguus, 約476-550)把羅馬史的年代改換成以基督出生為基準的新推算法，即「基督的紀元」(俗稱公元或西元)，可惜他誤把基督的出生年代晚算了四、五、六年。
(2) 古代基督徒史家劃分歷史所採用的神學的歷史架構如下：
1)六世年(world-ages)是創世紀六天的類比，每世日(world-day)相當於一千年(根據詠九十4；伯後三8)。自古以「千年說」(參 26026 千年說)來解釋歷史的各種理論經常出現，如儒斯定(Justin the Martyr, 約+165)、依雷內(Irenaeus, 約140-202)、戴爾都良(Q.S.F. Tertullian, 約160-230)、西波呂都斯等都持此論調。
2)四個世界大帝國，即亞述巴比倫、波斯、馬其頓、羅馬帝國(根據達二36～46；七3～8)；他們以為羅馬帝國已基督化，應是最後的帝國。
3)奧斯定的三分法：在「法律」之前(即耶穌之前)、在「法律」之下(即耶穌時期)、在「法律」之後(即耶穌之後)。
(3) 中世紀初期教會，沒有特別發揮教會史，大體上說，是因為一方面「教會」概念本身相當模糊，另一方面人們特別關心建立社會政治制度及注意隱修院或教區的革新。直到十一世紀隱修制度改革之後，奧斯定的三分法才被引用於救恩史上，不過也只是以聖三論觀點來看救恩史。
魯迫(Rupert of Deutz, +1129)區分為三時期：創造(天父)、救贖(天主子)、聖化(天主聖神)。約亞金(Joachim of Fiore, 約1130-1202)分為天父在舊約的時代，天主子在新約的時代、愛與自由之神在即將來臨的時代。奧多(Otto of Freising, 約1112-1158)是中世紀最大的歷史思想家；但基本上仍超不出奧斯定的三分法。
宗教改革時期(參 273273 宗教改革)，基督教的批判刺激了天主教人士苦心的研究，而發展出分析資料來源的歷史批判法；結果，教會史首次成為真正的「科學」。
(4) 啟蒙運動(參 474474 啟蒙運動)把俗化精神帶進了教會生活後，教會中的思想受到激烈的挑戰。在這樣的思想氣氛中，穆勒和杜賓根學派(Tuebingen School)發揮了教會史的觀念。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後，新的神學特別強調教會史，使之脫離了十九世紀的實証主義，而採取教會學和神學的導向。雨果．拉內(Hugo Rahner,1900-1968)、卡爾．拉內(Karl Rahner, 1904-1984)、巴爾大撒(H. Urs von Balthasar, 1905- 1988)、龔格(Y. Congar, 1904-1995)等等從教會本質的立場重新提出教會史真實性的問題，而希望發展出一套教會史的新神學來。
(四)教會史分期：
歷史本是不止息的，但為了研究的方便，不得不分期。基督教史家塞拉瑞(Chr. Cellarius, 1634-1707)提出另一種分法：上古、中古、近代。後來穆勒將奧斯定的三分法用在天主教史之後，其分法席捲了整個歷史領域，但今天此法似乎只是較適合西方世界。由於教會特質、天主的啟示、聖神的聖化工作等因素，使教會史無法以哲學性、政治性、或地理性的角度來解釋；似乎只有神學觀點的解釋較合適，因此本文將由基督宗教的拓展著手，把教會史分為兩大階段：1)成長階段：即從耶路撒冷擴展到整個古代希臘羅馬世界，然後到中世紀的西方教會；從西方的地區性教會到世界性教會(由近代到現在)；2)世界性的基督宗教時期，方興未艾。
(1) 成長階段：葉丁(H. Jedin, 1900-1980)進一步把第一大階段(成長階段)細分為四個時期：
1)希臘羅馬文明時期(一至七世紀)：在聖神指引之下，宗徒和見証等創立了教會，初期教會的教義、敬禮、秩序和教律都留傳下來(即所謂的「宗徒傳承」)，而撒下了日後屢次改革與要求回歸初期教會面貌的種子。宗徒會議(約50年)分清了猶太教與基督宗教，但旋即陷入了希臘羅馬文明的世界裡。希臘哲學文化和基督宗教教義的結合，卒產生了四、五世紀令人嘆為觀止的希臘教父著作。為了應付諾斯底主義(參 673673 諾斯底主義)的基督徒，教會確立了聖經正典，並設置訓導機構；因而主教成了純宗徒傳承的保証人。二世紀末葉起，主教聚集會議以對抗各種異端；異端赤焰越囂張，主教會議的與會者也越多，於是世界性的教會意識日增。當亞略主義(參 223223 亞略主義)和多那特主義(參 183183 多那特主義)侵襲整個帝國時。325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I, 324-337)召集了尼西亞第一屆大公會議(參 127127 尼西亞第一屆大公會議)；在此會議中，教會扮演了世界團體的角色；再者，基督徒在羅馬帝國內原本備受迫害，因著君士坦丁大帝的對基督宗教的態度改變(312-313)，教會有了傳教自由。這是教會發展的轉捩點；結果，基督宗教成了國教，形成政教合一的現象，同時也給日後的教會帶來不少困擾。
然而，伴隨「政府的基督化」而來的是教會上上下下的俗化(參 307307 俗化)。幸好，此時天主教會內興起了隱修運動，終使教會得以革新。由於對抗亞略主義和其他異說，亞大納修(Athanasius, 295-373)和凱帕都西恩(Cappadocians)的三大教父(巴西略Basil, 約329-379、納齊盎的額我略Gregory of Nazianzus, 約329-390、尼沙的額我略Gregory of Nyssa, 約335-394)共同解說了天主聖三的道理。又因一性論(參 4004 一性論)、奈斯多利主義 (參 228228 奈斯多利派)等的攻擊，希臘教父的神學澄清了基督論的問題；這些都發生在東方教會。至於西方教父，他們是東方教父神學的「子弟」，其神學到奧斯定時臻於最高峰。自第五世紀起，西方便捲入了日耳曼民族入侵的漩渦中；七世紀時阿拉伯人不斷侵擾環地中海地區。
2)教會在西方基督宗教國家、社會中佔優勢的時期(約700-1300)：日耳曼民族接受了亞略異端，遲遲無法皈依。法蘭克王克洛維(Clovis I, 481-511)領洗後，帶來了一線曙光；此後，教宗額我略一世(Gregory I, 590-604)派人到英國開教；聖鮑尼法(Boniface,675-754)在德國的使徒工作，以及800年教宗良三世(Leo III, 795-816)為查理曼加冕等，進一步促進了西方基督宗教國家社會的建立。然因教會處於封建制度中和統治者的君權神授觀念，衍生不少政教問題。教宗權威在多次西方大公會議中正式表達出來，不幸的是東方教會都未參加這些會議。雙方意見的分歧和關係的疏遠與日俱增，結果導致1054年的東方大分裂(參 267267 宗教分裂)。日後政教間對領導權的爭奪不斷，約到1300年，教宗威望便一落千丈，而到法蘭西王斐理四世(Philip IV, 1285-1314)時教宗的權威便幾近喪失。
3)西方基督宗教一統的瓦解而轉向普世傳道的時期(1300-1750)：1303年教宗玻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III, 1294-1303)被法王斐理四世逮捕後，教宗權威日下，此現象到西方教會的大分裂(參 267267 宗教分裂) (1378-1417)更表露無遺。
宗教、神哲學、政治和社會諸因素匯聚成的宗教改革(參 273273 宗教改革)是十六世紀最複雜的事件；但從教會成長過程來看，卻是大轉捩點。此大分裂，甚至連信仰上的共同根基也動搖了，西方一致的基督徒良知也破碎為各教派的思想。馬丁路德(M. Luther, 1483-1546)、次溫格利(U.H. Zwingli,1484-1531)和加爾文(J. Calvin, 1509-1564)分別另立門戶，創建自已的教會；此事件導致與羅馬教會間的衝突更尖銳化。天主教會在特利騰大公會議(1545-1563)重新確認信仰、教律的基礎之後，便展開了內部的革新。而其教會內新興修會(如耶穌會等)成了改革的先鋒和動力。更正教(基督教)方面也進一步檢視天主教會的革新與反宗教改革運動。至於教宗在歐洲的領導權，到十八世紀末就喪失殆盡。
另一方面，從十五世紀新大陸發現起，展開了普世的傳道工作。但此偉大神聖的工作不但外受西葡殖民地主義之苦，且常因傳道方法在教會內橫遭阻攔，如中國禮儀之爭(參 70070 中國禮儀之爭)和印度馬拉巴禮儀(Malabar rites)之爭，使有志於中印兩國傳道的會士只能徒呼負負。
4)世界性教會於工業時代(十九至二十世紀)：教會受啟蒙運動與俗化的洗禮時，教會與新勢力(國家教會)之爭便接踵而至，使教會還得應付自由主義(參 165165 自由主義神學)、社會主義(參 285285 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參 134134 共產主義)和唯物論(參 464464 唯物論)。可惜，教會對社會問題的認知為時已晚，無數的工人們被摒棄在教會門外，導致他們接受了社會主義，各國政治上的困難因而層出不窮。
1864年，碧岳九世(Pius IX, 1846-1878)公然向自由主義宣戰，並在梵一大公會議(1869-1870)中確定教宗首席權(primacy)和教宗不可錯誤性(參 414414 教會不可錯誤性)。同年教宗的領土權被奪；但整體而言，教宗在道德上的聲望卻與日俱增。基於上述的經驗，教會陣營內產生了不安與狹窄的觀點，連有「改革的教宗」之稱的碧岳十世(Pius X, 1903-1914)也主導了對現代主義(參 396396 現代主義)的戰爭，教會的完全主義(integralism)不久更將任何想迎合現代化與科學的人都視為異端。
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將教會帶入新的轉捩點，使教會體認過去對世界責任感的不足，並更明顯的意識到教會本身；於是各種運動風起雲湧，如禮儀運動、在俗教友組織、合一運動、聖經運動以及新的神學等。碧岳十二世(Pius XII, 1939-1958)在1943年公佈了《基督奧體》通諭(Mystici corporis)，強調教會真是基督的身體，不僅有精神上、道德上或隱喻上的意義，且有可見的社會的含意。此時各教會間的對話進展為真正的交談，教派間的爭吵轉成了彼此容忍、互相尊重與合作。各教會看到了自己的錯誤和缺失，都承認要在信仰上破鏡重圓，必先深入反省彼此信仰的要素。為此，教宗若望廿三世(John XXIII,1958-1963)召開梵二大公會議(1962-1965)，擬從合一的觀點來革新天主教會，此合一不再是思想上無條件的復古，而是為真正的整合做準備。1964年教宗保祿六世(Paul VI,1963-1978)與君士坦丁堡宗主教阿特納哥拉斯(Athenagoras I, 1886-1972)會談，更顯出天主教會對合一的真誠。
若望廿三世打破教廷的中央集權主義，而再次強調主教們在整個教會領導權的責任。他又是第一個強調教會的職責是去瞭解人們，不是去根除人們的文化，因教會不單是歐洲人的，也是普世的。1964年保祿六世往印度朝聖時正式認可了須與其他各大宗教的交談，此行正代表這新開放的標記。上述種種都顯示了教會內在的、外在的新開放。
(2) 世界性階段：至於教會歷史的第二大階段「世界性」，則由梵二大公會議拉開序幕。梵二後的天主教會一方面顯得十分開放，世界各地教會都日漸重視本位化(參 98098 本位化)和多元文化，而且對社會正義也日漸關懷。再者，教會在第三世界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尤其以對話方式和建立基督徒基層團體為主，試圖解決人民現世的問題。但另一方面教會有時又呈顯很保守的趨勢，似乎給教友帶來負面的影響。
除了上面的歷史分期法外，拉內更從世界性教會具體實現過程的神學角度，把教會史分成三大階段：1)第一階段為期最短，是猶太式基督宗教時期。2)第二階段發生在一個特定文化區內的教會身上，即建基於希臘歐洲文化及其文明上的教會時期；此階段始於保祿把猶太式的基督宗教轉化成外邦人的基督宗教。3)第三階段的教會生活將會被整個世界的氣氛所籠罩，可稱為世界性基督宗教期，此階段剛剛起步，在梵二時期才正式顯出此跡象。
綜觀教會成長的歷史過程，從耶路撒冷到巴勒斯坦，從巴勒斯坦到羅馬，從羅馬到歐洲，從歐洲到整個世界，從一特定的羅馬文化和生活方式到文化的多元與生活方式的多元，教會從地區性的教會成長為世界性的教會；但同時也有許多問題需要去面對。此時教會的需要不是去証明和維持現狀，而須向未來開放。當然若沒有持續的注意什麼才是「基本的」，便不會有進步，教會始終有義務保持宗徒傳承，因那是一件與教會生死攸關的大事。
參考書目：
參閱〈411411 教會〉的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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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ier, L. J., R. Aubert and M. D. Knowles, eds. Nouvelle histoire de L'Église. 5 vols. Paris: Seuil, 1963-1968, 1975.
鄒保祿
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