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中國禮儀之爭 神學辭典 使徒網站 |網路使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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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VERSY, CHINESE RI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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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念說明：

「論天主之名」和「祭祖敬孔」，是「中國禮儀之爭」的主題。這兩項爭論，是天主教教義和中國文化接觸後所引發的。在華修會間的神學意見不同和採用傳教路線的分歧、國際間利益的矛盾、傳信部和護教權的爭執、教權和政權之間的誤解和衝突，是造成「中國禮儀之爭」的主因。「中國禮儀之爭」持續了百年。

康熙年間，教廷和清廷的兩次通使，都是為處理「中國禮儀之爭」的問題。兩次通使，都沒有成功。最後導致康熙和教廷的衝突，成為禁約、禁教和百年「教難」的導火線。

(二)歷史背景：

萬曆十一年(1583)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S.J., 1543-1607)和利瑪竇(Matteo Ricci, S.J.,1552-1610)兩位耶穌會士抵達肇慶，採用適應中國文化的傳教路線。他們對於天主教欽崇的至上神，拉丁文所用的Deus名稱，除「天主」一詞外，還採用我國經書上的「天」和「上帝」，並且認為：「天主」、「天」和「上帝」是同義的，三者都是可以通用的。

萬曆三十八年(1610)利瑪竇逝世北京。利子的繼任者龍華民(Niccolò Longobardi, S.J., 1566/1559-1655)附和日本耶穌會士，依照理學家的意見來詮釋「天」和「上帝」，認為：「天」是指蒼蒼之天，「上帝」並不足代表造物主宰。因此龍華民提出：採用拉丁文Deus，並主張音譯為「陡斯」或「斗斯」，而且應停止使用「天」、「上帝」或「天主」。

「論天主之名」的問題，引發起劇烈的論辯。教宗克雷孟十一世(Clement XI, 1700-1721)於康熙四十三年(1704)和康熙五十四年(1715)，諭令「天主」為天主教在華法定之名，不准採用「天」和「上帝」的名稱。這「論天主之名」的爭端，便獲得弭止。

「祭祖」是在亡者前，或在亡者遺像前，或只寫姓名的牌位前，奉獻酒食，和焚香、鞠躬、跪拜或行其他社會敬禮。利瑪竇認為：這僅是子孫對祖先感恩的孝愛之心的表示。同樣地「敬孔」或「祀孔」，也僅是士子對先師孔子，表示尊敬之意。兩者既然都是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禮俗，並不具有宗教意味，因此可以聽讓教友奉行。但是龍華民和某些耶穌會士，認為：「祭祖敬孔」免不掉迷信，也就是說，受佛、道兩教的影響。為保持天主教教義和禮儀的純潔，應當禁止。對這些問題就正、反兩方面，寫過不少文章。並於天啟元年(1621)，和崇禎元年(1628)，先後分別在澳門和嘉定，舉行過會議，但並沒有獲得內部的共識。大體說來：在華大部分耶穌會士，認為：「祭祖敬孔」是中國悠久的傳統文化禮俗。問題便沒有擴大下去。大家對外一致，仍舊任令教友，自由習行。

十七世紀的四十年代，道明會士和方濟會士，九十年代，巴黎外方傳教會士，分別相繼來華傳教。這些修會的大部分會士認為：「祭祖敬孔」屬於宗教領域，事涉異端，應當禁行。

崇禎八年(1635)，在華道明會士，曾經透過馬尼拉總主教，把「祭祖敬孔」的爭端，向教宗烏爾班八世(Urban VIII, 1623-1644)提出，但是，不久又把訴訟自動撤回。

崇禎十六年(1643)，在華道明會士黎玉範(Juan B. Morales, O.P.,1597-1664)來到羅馬，向教廷提出十七款事關中國禮儀的問題，其中八款有關「敬孔」，九款有關「祭祖」。順治二年(1645)九月十二日，教宗依諾森十世(Innocent X, 1644-1655)依照黎玉範所提出的十七款問題，欽准傳信部，禁行中國「祭祖敬孔」的禮儀部令。

在華大部分耶穌會士認為：黎玉範的報告多與事實不符，於是委派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S.J., 1614-1661)為代表，提出認為純屬文化習俗的四項「祭祖敬孔」問題。順治十三年(1656)三月廿三日，教宗亞歷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 1655-1667)依照衛匡國所提出的四項「祭祖敬孔」的問題，欽准聖禮部准行「祭祖敬孔」的中國禮儀部令。

康熙七年(1668)一月廿六日，因「曆獄」而集中在廣州的耶穌會、道明會和方濟會的傳教士，曾經舉行過四十天的傳教會議。這次會議，議決案的第41條議定：今後在華傳教士，應遵行亞利山大七世准行「祭祖敬孔」的諭令。

康熙三年(1664)，馬尼拉的道明會士遣發包朗高(Juan Bolanco, O.P.)為代表，前往羅馬詢問教廷：教宗依諾森十世和亞歷山大七世所欽定的兩通部令，究竟是否都有法律實效。康熙八年(1669)十一月十三日教宗克雷孟九世(Clement IX，1667-1669)聲稱：兩者都有法律實效。兩者應依具體情況，由傳教士依照良心指示，自定取捨。

康熙八年(1669)十二月十九日，道明會士閔明我(D.Ferndez Navarette, O.P., 1618-1689)，潛離廣州返歐，著書攻擊「祭祖敬孔」的主張，引發歐洲反耶穌會者的共鳴。

南京教區代牧主教，國籍道明會士羅文藻(1615-1691)，曾對中國「祭祖敬孔」問題做過深入的探究。撰成具有學術價值的《論中國祭祖祀孔禮儀》論文，並於康熙廿五年(1686)八月十六日，將拉丁譯文送呈傳信部參考。至於實際上如何解決禮儀之爭的問題，羅文藻認為：既然「雙方的見解，都顯出有可能性，沒有一方面能夠顯然證明另一方面的錯誤，因此應當尋求共識，由地方基層以公議會的方式開始，將可行方案送呈教宗決定、實行。因此並非僅由羅馬專家神長議決。後因羅文藻的逝世，這種解決方案，無人繼續推動。

康熙三十二年(1693)三月二十日，羅文藻逝世的第二年，福建教區代牧，巴黎外方傳教會士顏璫(Charles Maigrot, M.E.P., 1652-1730)頒發七條禁行「祭祖敬孔」的牧函。並且把牧函副本分送教廷和巴黎大學Sorbonne神學院審查。

康熙三十九年(1700)十一月三十日，北京耶穌會士採取相應的行動，把問題奏請康熙裁決。康熙覽奏，同意耶穌會的看法，當日批示：「這所寫甚好，有合大道。敬天，及事君親，敬師長者，係天下通義。這就是無可改處。」

康熙四十年(1701)秋，耶穌會「祭祖敬孔」的意見書，和康熙的批示，送達教廷。沒有獲得教廷認同。於是康熙和教廷間的對立形成！

康熙四十三年(1704)十一月三十日，教宗克雷孟十一世諭令禁止採用「天」和「上帝」的稱謂，和「祭祖敬孔」，並派遣多羅(Charles 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宗主教，為特使來清廷。

康熙四十四年(1705)，多羅抵北京，所負協商使命，沒有成功。康熙四十七年(1707)一月十五日，多羅通使失敗後於返歐途中，在南京公佈教宗克雷孟十一世的禁令。康熙則採取驅逐反對「祭祖敬孔」傳教士離華的對策，又命令同意「祭祖敬孔」者先經核領「票」後方可留華傳教，並遣派艾遜爵(Joseph A. Provana, S.J., 1662-1720)等耶穌會士，赴教廷交涉。康熙四十九年(1710)六月八日，多羅於領受樞機爵位後不久，逝世澳門。

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月，教宗克雷孟十一世在羅馬公佈1704年的禁約。翌年(1710)九月二十五日，重申多羅在華的禁令。又為解決「中國禮儀之爭」，於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十九日，更頒發《自登極之日(Ex illa die)》的通諭(清廷文獻譯為禁約)，重申前禁，並派遣嘉樂(Carlo A. Mezzabarba, 約1685-1741)宗主教為特使，於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二月二十五日，抵達北京。翌年(1721)一月十八日，康熙閱畢嘉樂命人譯就的教宗克來孟十一世《自登極之日》的禁約，批示：「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不久清廷開始禁教。歷經雍、乾、嘉、道四代迄南京條約(1842)方才結束的百年教難，不幸發生。

康熙六十年(1721)三月三日嘉樂通使失敗後離京；同年十一月四日，在澳門公佈有關「祭祖敬孔」的八項准許。十二月九日，攜帶多羅樞機遺柩離澳門，返歐洲。

乾隆(1736-1796)七年(1742)七月十一日，教宗本篤十四世(Benedict XIV, 1740-1758)最後頒佈《自從上主聖意(Ex quo singulari)》通諭，重准教宗克雷孟十一世《自登極之日》的禁約內容，廢除嘉樂特使的「八項准許」，嚴令傳教士「宣誓」服從禁約，並禁止教內人士「討論」中國禮儀問題，於是百年以上的「中國禮儀之爭」到此方才結束。

1939年十二月八日，教宗碧岳十二世(Pius XII, 1939-1958)於核准滿州教區「祭祖敬孔」(1935)和宣稱日本禮俗的政治性(1936)，並查明中國「祭祖敬孔」純屬文化性後，欽准傳信部「公然聲稱(Plane compertum est)」的部令：撤銷禁止「祭祖敬孔」和傳教士「宣誓」服從禁約的規定。

(三)重要影響：

首先《自登極之日》和《自從上主聖意》兩通禁約，維護了天主教教義和教禮的純潔，摒除教友能誤蹈異端的危機。

再者，「論天主之名」和「祭祖敬孔」之爭，促成歐洲探究中國文化的熱潮。十七、十八兩世紀就有二百六十二部專著出版，推動了漢學的西傳！

復次，教廷禁止「祭祖敬孔」，使教外的國人，誤認：教友是「非我族類」和「忘本」的「洋教」信徒。失掉天主教在華傳播福音的良好開始。

此外，「中國禮儀之爭」導致禁約、禁教和教難，以及西洋教士的離華，連帶地致使西學「東漸」的終止，使中國三百年前，失去科學化的良機。

最後，禮儀之爭促使宋明理學「西傳」，對於歐洲某些有影響力的思想家，提供某些「反神學」、「反耶穌會」的錯誤理論基礎，成為「唯理」主義和「啟明」運動的一個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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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奉箴